澳大利亚人用一个标准狂欢节风格的闭幕式，替悉尼奥运会画上了句号。9月24日，奥运会正处佳境的时候，我从某报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发表于1988年的赵瑜的长篇报告文学《强国梦——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开篇讲了个小故事，讲一位年届古稀的老革命，自命为体育迷，却对任何项目的门道‘一概稀里糊涂’，每逢转播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赛事，必端坐于电视机前，过程不看，专等升国旗奏国歌；若中国输了，便要骂娘。”读之绝倒。这位老革命，我猜想他大概是行伍出身，所以有“燕人张翼德”一般可爱的性情；对他来说，体育比赛犹如战场，要的便是斩获和将旗帜插上敌方阵地，这不妨说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在中国，对于体育抱着这样目的或兴趣的人，其实比比皆是，虽然他们未必出身行伍。然而，喜赢厌输，人之常情；锦标主义，视体育比赛结果关系国家荣誉，更是世界上的普遍情形，并非惟中国人如是。比如，现在观众流行用油彩在脸上绘着国旗观赛助威，这办法便是从外国传入；还有，本国球队遭了败绩后球迷们寻衅泄忿，也是仿自洋人。这些现象本身，其实不能说明什么；就算那位老革命当真“过程不看”，以“专等升国旗奏国歌”为乐趣，依我看旁人也无由置喙，更不可以为这是中国人体育观念独有的误区——谁敢打保票法国或英国的什么老军人就不这样对待体育？
倘我们真想探讨一些体育背后的问题，就不能不舍弃现象，而从文化入手。
说到现代体育，首先不得不承认，它是纯西方的发明，虽说晚近的奥运会也渐渐纳入了一些非西方的内容，例如日本柔道、韩国跆拳道。八年后，北京申奥果然成功的话，中国武术料必亦能跻身此列。而西方诸国于现代体育贡献最著者，首推英国，现在风行于世的许多体育项目，从马术、田径、拳击、网球、足球、羽毛球、橄榄球、曲棍球直到被我们奉为“国球”的乒乓球等等，居然都发源于这小小的岛国（资料据奥林匹克百科网）。所以如此，当然与英国在世界近代史中的地位有关。世界近代史当系一个工业化的历史，而英国恰恰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便是城市化，此实为现代体育发达起来的必不可少的背景与前提。在工业城市里面，人们告别耕种与渔猎而进入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之中，“业余时间”、“公共文化”、“社群交往”等概念出现了，由这些概念，便发展出来典型的城市生活内容及其空间——公园、剧场、图书馆、赌场、酒吧、歌舞厅，以及运动场。所以若问为什么偏偏是英国人发明了那么多现代体育项目，而不是我们中国人，答案实在不能说是英国人天性比别处的人们爱运动，而只是他们更早地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而已。
由此，我们可回溯到现代体育的本初上，认明它所来到世界上的理由，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一种需求，并且，它也正好反映着这种生活的价值观。我们既无法脱离城市背景谈论现代体育，也无法把它从其他城市文化形式中单独剥离出来——我们说，现代体育与公园、剧场、图书馆、赌场、酒吧、歌舞厅等等，乃是孪生的兄妹，它们在动机、功能和效果上毫无轩轾，我们是怎样上公园、进剧场的，也便是怎样投身于运动场的。
至今在中国，能够抱着上公园、进剧场的心情，而踏入运动场的人，可以说仍然非常之少——这正是我们的体育观念的问题所在，但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我们所必须搞明白的是，现代体育的本义偏偏就是这样。每当我们在电视里观看体育转播，若稍加留意，当会注意到字幕中对体育项目的英文统称是“GAME”（比如，最著名的一句NBA广告词便是“ILOVETHISGAME”），而进行比赛的行为则称为“PLAY”；谁都知道，GAME意思是“游戏”，PLAY是“玩”。很难想象，将这两个词来置换汉语中的“体育”和“竞赛”，对一般中国人的体育观念会造成多大的混乱，但我们恰恰应该做这样的想象，因为这才叫正本清源。
“游戏”在汉语里基本不含褒义，我们对它的容忍，一般只限于儿童身上，若一旦超过了儿童的年龄，还跟这个词发生什么联系的话，则即便不被目作品质欠佳，也至少是人生态度消极、缺乏进取之心，中国过去有“玩物丧志”一语，大抵正是对“游戏”一类行为的指责或警示，可见倘欲直接以我们传统上的文化理念，求得对现代体育的本质的理解，确实难乎其难。
除开文化传统的制约，更实际的原因当来自生活本身。奥林匹克运动虽号称发生远古，但其实也只是在纪元前的古希腊昙花一现而已。终至工业化时代以前，我们也不曾听说西方人生活中有普遍的成规模的体育活动展开。究其根源，实在在于社会的现实。撇开宫庭和少数有闲人不论，普遍来看，古代人的生存压力巨大，深深受制于自然，竭尽全力尚未保温饱，哪里有精力和余暇顾及GAME？惟至工业时代后，生产力发展令人获普遍的解放，加上适应工业生产的城市生活模式所提供的条件，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规律失效。首先，日入不必息而可以选择娱乐，其次，也未必总是日出而作——因为有了五天工作日制度和休假制度；总之，随着工业时代的日益成熟和发展，“闲暇生活”的比重日益提高了，而现代体育则之首先在英国和欧美等最早的工业国中蓬勃兴起，正完全得益于这一生活现实。因此可以说，现代体育所代表的是一种“富民生活方式”。
反观中国，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仍是农业国，并且生产方式极其落后，与古代基本无异，而总人口中不到百分之十的城市人，生活压力虽较农民为小，但收入水平其实也不足以支付衣食以外的过多的娱乐开支，更何况在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其生活方式与工业化国家城市居民也无多少共同之处，每周长达六个工作日，全年也只有少数几天法定节假日。在这种情形下，体育实际上与中国人无缘，或者准确地说，并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人对体育的认知，不可能如西方那样从自身的需要和感受出发，而是非常外在，非常“仪式化”。
回过头来，再看《强国梦》描述的那位“老革命”的行状，我们就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他在观看体育比赛时的反应，正完全吻合于以往中国人与体育之间的“仪式化”关系。作为一个并未与体育发生切身关系的人，他虽然面对体育比赛的“现场”，但情感上却是置身其外的，他缺少进入这个“现场”的途径，只能靠某种外在的情绪（例如政治激情之类）与之产生联系——这，其实是整个中国人体育意识的现实。我是一个足球迷，但我看足球比赛，往往不仅注目于球场上球员的表现，也颇爱打量看台上的观众；我发现中国球迷和西方球迷观看比赛时的表情和注意力是有很大不同的，前者比较欠缺一种痴迷、陶醉的神态，他们很亢奋很投入，但显然内心更紧张，完全被对结果的期待或恐惧所攫取，以致失去了对过程的欣赏的心情和态度，西方球赛看台上的有些东西在我们这儿是看不到或听不到的，比如对于好球——特别是对方踢出的好球——给予的整齐掌声，比如对失误——特别是己方球员的失误——给予的由衷的惋惜声。我觉得这些地方表现了观众不同的注意力，一个人能从观看比赛中得到什么，不取决于他的投入程度，而取决于他的注意力放在何处；有很多人，观看比赛时非常投入，狂躁不安乃至泪流满面，但他关心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只是“输赢”二字，对这样的球迷来说，比赛过程没有实际意义，缺乏真正打动他的东西，能打动他的只是结果－－他虽然表现颠狂，实际上却没有真正走入这场比赛，他把后者抽象化了，他所期待的实际上是比赛结束以后才发生的某件事，比如庆祝仪式。
可以说，现代体育之在中国的生长，有本末倒挂的嫌疑，不是来自生活、顺势而生，而是根据体育之外的理念和需要，人为地助长的结果——就好像中国的现代工业最早并不包含工业化动机，却出于造军舰造枪炮以御外侮的想法一样。我们都还记得，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时，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情景，这自然很丢脸，不过倒也是现代体育在中国生活现实中的实际状况的真实反映。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现代体育史的一个转折，这转折主要是指：政府充分认识到体育对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到体育在当今世界上的巨大影响，而把它纳入治国方略之中。这种由政府推行而非民间生活自发形成的体育事业，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意味。就普通民众而言，投身体育活动，主要不是因为私人的自我的需要和享受，而是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重大义务：增强体质，以能胜任国家民族委以的重担（至今，学校体育教育的主导思想仍然如此）；就运动员而言，他们刻苦训练、提高水平，主要也不是实现和表现个人的运动潜质和天赋，从中获得自我肯定，而是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去改变中国人“东亚病夫”的面貌，并通过在国际上夺标，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风，长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应该说，五十年来，上述体育指导方针是很坚定也很有成效地推行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落实在教育大纲和课程安排上，一代一代成千上万的大中小学生因此而接受了认真的体育教育，他们从而得以接触和掌握跳高、跳远、投掷、百米跑、篮球……等等现代体育内容，这一切，是建国以前的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在专业运动员培养上，新中国的成就更是出类拔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个极其严密的选拔、训练人才的组织系统，一旦发现适合的苗子，便直接将其纳入这系统，使其脱离一般人的正常社会生活轨道，以专业运动员身份终其一生——这种模式培养出大量金牌选手，使中国奇迹般地跻身体育大国之列。
只要想一想“小球推动大球”的典故，便不能不慨叹中国体育责任之重！如果说多年来中国体育界有“第二外交大使”之劳，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吧？平心而言，中国的体育界官员、教练、运动员们的肩膀，是硬的，因它扛着十数亿之众的荣辱；半个世纪来，他们无日不兢兢业业、负轭前行，每战必如履薄冰、唯恐有辱使命。但是他们快乐吗？也许有，比如赢得比赛后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升起的时候，他们都如释重负地快乐着——然而，一旦失败了则如何？不久前，我从电视机上目睹了中国女足队员从悉尼抵达北京机场的一幕，姑娘们沉重的身姿和满脸的阴霾令人心灵隐隐作痛；人们当然不指望此刻她们眉飞色舞，但是，眼前这深深自责的表情，也实在大可不必——我相信她们这种自责是发自内心的，但越是发自内心就越让人感到沉重！名次和奖牌重要么？无疑是重要的；但假如失去名次和奖牌，运动员便有愧见国人之心，这恐怕已走到了体育本身的反面。
作为文学工作者，体育界的状况时常让我想起当代文学的变迁。大约15年前，曾经庙堂化的、高居“经国之大业”的文学，出现了“回到文学本身”的思潮，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学究竟是自足的，还是其他事物的附庸？也许，中国的体育今天也该提一提这样的问题了。比如，除了夺金摘银、扬威增光，体育——从人性角度说——的内在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中国体育界似乎未加思考，尽管我们拥有不少体育研究的专业人员和机构，但他们的研究趣向大抵仅限于提高运动成绩并且硕果累累，然而，对体育认识论的开掘却乏善可陈。真正的体育大国之标志，不单在于竞技水平如何，更在其体育人文传统的深厚与否。如果对体育的认识是肤浅甚或错位的，出再多的世界冠军也于事无补。
我们当然不能阻止有人就体育与战争、政治、民族存亡一类问题进行联想——有时在特定情况下这样利用体育以达到某种目的也并非不可以理解———但一般而言，倘若国家的整个体育思想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则最终被损害的将是体育事业本身。毋庸置疑，现代体育的精髓，在于平民性和公共性，公众的参与以及从中获得身心快乐与解放之感，是它作为现代文明一部分的真正价值。正是在这意义上，体育能否以GAME的理念和事实进入社会，唤醒公众对它的感受，决定了体育的存在是否合乎它的本质。如果说，体育只是国之祭器性质的高远而神圣的象征，公众只能在敬仰、崇拜、赞美、得救一类的心情领受它的意义和魅力，或者说，只能在看台上向它投以庄严、无限敬畏的目光，为它的辉煌成就而激动战粟，那么，这样的感情越强烈，体育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实际上也就越抽象、越空洞。中国在本届奥运会上创纪录地拿到28枚金牌，德国都被甩在身后，关于这一点，报纸上纷纷在问：中国是否由此可以自认为是体育大国了呢？所幸的是，国人尚属清醒，很多文章都提到了金牌丰收与公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普遍性之间的尖锐对比。金牌固然多多益善，因它的确是中国体育竞技水平的有力证明，但恰恰是在竞技水平达到一个很高程度的时候，中国体育欠缺平民性和公共性，与一般民众世俗生活相脱离的“高处不胜寒”的弱处才如此醒目。至今，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普通人经常地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和条件仍非常之差；很多人虽然会在为中国选手夺得世界冠军而激动不已、热泪盈眶，但在自己的生活中却几乎与体育绝缘，没有对哪项体育活动由衷地抱有热爱之情，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体育认识导向造成的——告知公众并强调体育是你自己生活中的一项快乐，与单纯强调体育乃是国家民族兴衰的象征，立场和效果都去之甚远，而无疑地，以往多年，我们的舆论对于前者很少提及，如果在街头就体育的意义向路人随机征询看法，料必十之八九会谈到“振兴中华”等等，而能够表述出“通过一些轻松愉快的身体活动使人转移对日常生活的艰难和压力的注意力”一类认识，指认体育的本质即是某种“游戏、娱乐”的人，也许百人之中难遇其一，但这恰系《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条中对SPORT（运动）的解释！
写此文的前一日，2000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举办，与这个都市上千万人口相比，沿途观众之少令人惊讶，多系偶然驻足者，而掌声又十分的寥落，与上个月从电视上所见悉尼奥运会马拉松赛进行时满街的笑脸和掌声的场面，真可谓悬殊已极。这样的情景，显然有助于启发我们思考在金牌和奖杯之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体育的关系。
小图为刚刚结束的亚洲杯赛上，李玮峰对抗韩国前锋李东国。大图为上届女足世界杯，中国女足白洁阻挡美国队米亚·哈姆的进攻。中韩之战和中美女足之间的“大战”历来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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